澳大利亞華人與原住民之間的歷史交集可以上溯至少150年前，這份文化交集是居於澳大利亞早期開發歷史的一個旁支，他們的故事大多沒有被記錄下來，現在大多數人都不知道華人與澳大利亞原住民有著深遠的淵源。 近年一些澳大利亞歷史學者作了深入的研究，共同的發掘了這段不為多數人知的歷史旁支，故事背後隱藏的是： 在澳大利亞發家史中，華人對早期澳大利亞的開拓及發展有著極辛勞的付出及貢獻；這也是一個原住民和華人先民透過合作共存及婚姻結合的多元歷史溶合過程，造就出今日澳大利亞原住民和華人社區共同擁有的牢固文化紐帶。
一批約3千人的中國年輕男性農民，為躲避災荒和動亂，向海外謀取生路；在19世紀40年代，他們從廈門被運送到澳大利亞，專門從事牧羊工作；一直在追溯「廈門牧羊人」史實的歷史學家瑪克辛·達內爾博士Dr Maxine Darnell表示，這批牧羊人足跡遍及現在的維州、新州和昆州；這批所謂的「廈門牧羊人」，他們是澳大利亞第一次有組織的運輸中國勞工來澳，「廈門牧羊人」已成為澳大利亞開拓史中的一部分歷史。
達內爾博士在其「1847-55年新南威爾斯州中國契約牧羊勞工的生活和勞動」著作中提到： 一般華裔勞工在澳大利亞的主導形像是淘金者，在畜牧業作牧羊人及服務勞動者的角色很少受到重視。 達內爾博士的研究是對早期澳洲殖民地牧場以契約形式引進華裔勞工，他們受僱在新南威爾斯州北部地區的廣大牧區，擔任牧羊人，研究是對這些引進華工外勞的人口分佈、生活方式和勞動力。通過牧民記錄和個人敍事，研究刊物以一個新的視角來了解看待華人勞工對澳大利亞牧業發展的重要性和華人在澳大利亞開拓歷史的貢獻。
達內爾博士敍述：這批來自廈門和福建省鄰近地區的男性農民，通常在惡劣的環境條件下工作；他們是來澳的中國契約勞工中最早的一波，廈門牧羊人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當時對勞動力的需求。 1840 年代中期，澳大利亞西南地區大片牧場失去了原先英國流放囚犯的勞動力；隨著中英鴉片戰爭結束，殖民者迅速接觸，開發了一個新的勞動力市場，這個新的市場被認為是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人力供應巿場。 達內爾博士指出，從中國運來的契約勞工，在19世紀50、60年代，他們起到了填補開發澳洲這塊土地勞動力空缺的作用。
2019年，一座華人紀念碑在昆士蘭州西部一個只有2500位居民的聖喬治市St George落成。這塊墓碑是為了紀念170多年前曾在昆州達令盆地Darling Downs居住過的300名來自福建廈門的牧羊人。 據資料顯示，1839年以前，曾屬新南威爾斯州的布里斯班還是蠻荒之地，被新南威爾斯殖民者當作流放營地。 1845年，開荒者在巴爾庫河上流發現了昆士蘭中部富饒的牧場。 牧民帶著牲畜來到此地，這批來自廈門的牧羊人，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到來。 他們是中國南方的農民，來到澳大利亞作契約牧羊人及苦力勞工，他們除了放牧綿羊，他們還曾幫助開發達令丘陵；原本是農民，他們帶來了良好的傳統農業技術，運用在灌溉和農作物生產方面；他們在農業方面的建樹受到了當地人的認可，廈門牧羊人造就了墨累-達令盆地的開發，他們結合了種植和畜牧業，這也正是澳大利亞養羊業發達的優良條件，這批廈門牧羊人為昆士蘭的多元文化播下了第一粒種子。
一位一直對中華文化充滿好奇的澳大利亞原住民長者，曾經被她的祖母叫「中國娃娃」，她以前從來不知道他們家族這一代原住民孩子都是華人的後裔，他們四代前的祖輩是來自中國廈門的牧羊人。澳大利亞原住民長者是在其年幼，通過和祖母的對話，才發現自己擁有華人的血統。除了那段與祖母的對話和兒時母親梅May做的中國炒麵的味道，原住民長者對來自中國，神秘的廈門牧羊人祖輩了解甚少，她對自己來自中國的根源更是所知寥寥。 在過去家族中長輩很少提及這樁婚姻的聯結，可是這份好奇一直伴隨著她，她的生命總是有這麼一個巨大的缺口。
華裔原住民長老遂用其業餘時間深入探究家族史；從族譜上看到一個分支可以追溯到她的四代前祖輩約翰·羅John Law，他大概是1842年左右來到澳大利亞，他是一名淘金潮之前來到澳大利亞的契約勞工，他是來自廈門的牧羊人。 達內爾博士指出，廈門牧羊人的契約意味著他們基本上被鎖定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不能像許多自由勞動力那樣輕易地離開，前往淘金者的金礦，約翰·羅John Law來到澳大利亞的時間正好是中國經歷鴉片戰爭後開始恢復的時期。
這批廈門牧羊人，窮其一生，所得微薄，他們終究沒有賺到足够的金錢返鄉與家人團聚。 廈門牧羊人是布里斯班發展歷史的見證者，他們安葬在落腳的昆士蘭州聖喬治市St George，20世紀70年代，一場大火將原本的木質墓碑和安葬記錄燒毀，如今當地人為他們重塑墓碑，紀念這三百位姓名不可考，來自福建廈門的牧羊人。 華人踏上澳洲這片土地的足跡可以追溯到幾近於170多年前，與澳大利亞建國200年幾乎是同時，但是有關華人移民的歷史故事卻很少被人講述。 聖喬治華人紀念委員會主席孫健說明：他們不為英雄塑碑而是為對澳洲做出貢獻的最底層的華人勞工記載歷史。
一座紀念170多年前三百名“廈門牧羊人”的紀念碑在昆士蘭州聖喬治市落成。 激起了華裔原住民長老一直以來深埋心底的尋根之夢。 她的祖先是來自廈門的中國人，名字叫約翰·羅John Law；廈門是原住民長老做夢都想去的地方；她要去看看祖輩所走過的足跡；來自兩種文化的長老表示關於原住民文化她知道很多，但她決定要尋找那另一半；尋根溯源之夢令人感動。 中國的Law姓血脈是澳大利亞原住民長老家族的一部分；在這100多年來，原住民長老和在中國廈門的華裔家族彼此並不相識，但見面就是親人，那是血脈的相通和尋根的願望，把不分種族的家人聯結在一起。
一直在研究昆士蘭州中國男性和原住民女性的歷史淵源及婚姻關係的歷史學家桑迪·羅伯博士Dr Sandi Robb指出，兩個不同種族社區之間的關係有一個很坎坷的開端，“敵意和恐懼”曾充斥其間。 從原住民的角度，他們是不同背景，長的不同、穿著也不同，他們未經允許就踏上了這塊土地；和白人一樣，華人對原住民來說也是入侵者；而從中國人的角度，他們只是在照看羊群。
隨著時間的推移到19世紀末，原住民婚姻習俗崩解，一些與異族通婚的現象開始出現，這期間華人和原住民的關係也逐漸變得積極起來。 到了1890年，原住民婦女被迫走出傳統的法律框架，可以做出對婚姻的選擇。 桑迪·羅伯博士指出，這兩個群體都是被邊緣化的群體，經常被白人定居者鄙視，被視為是劣等的。
來自廈門的契約勞工，約翰·羅是少數與原住民婦女通婚的中國牧羊人之一；他們的女兒於1877年又嫁給了中國牧羊人，生了11個孩子。 百年滄海桑田，這些“Law”姓家族後人現在已很難找到祖先的痕跡，但中國人的血始終流淌在他們的血脈當中。 華裔先民去昆士蘭地區作牧羊勞動工作，與原住民建立了友誼或聯繫。 因此，華人和澳大利亞原住民都認知了很多彼此不同的文化、學到了彼此對土地和畜牧牛羊的農牧知識，更重要的是，在約翰·羅的家鄉，還有果蔬種植園及柑橘類水果；在2019年，昆士蘭州政府肯定了中國牧羊人“在可耕地利用灌溉和作物生產方面的傳統技能”，對開發昆士蘭所作的貢獻。
2022年，達內爾博士參與了昆士蘭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以「不為人知的辛勞：澳大利亞華人對昆士蘭早期發展的貢獻」為主題，以史實中廈門牧羊人作了探討，在1845年間，這300名來自廈門的苦力牧羊人，在當時助力了布里斯班畜牧業的蓬勃發展，這些作為牧羊人的苦力勞工也直接參與了當地的建設。
另一位華裔擁有原住民血統的朋友，在過去15年，一直致力於澳大利亞原住民和中國文化交流，和另外兩名原住民藝術家走訪中國，尋根溯源，這兩名原住民藝術家也擁有中國南方的血統，他們祖輩幾代人都住在廣東。 她發現中國與澳大利亞原住民這一古老的文化竟然如此相似；除了彼此均擁有多元的少數民族，她發現與澳大利亞原住民一樣，中國的少數民族也會表達他們對祖先和大地母親的敬畏。 在發現兩個古老文化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後，她開始愛上了中國，她同時也想和中國人分享對澳大利亞及對澳大利亞原住民的愛。
她表示早期來到澳大利亞的中國人和澳大利亞原住民都被歐洲白人邊緣化；他們是下層階級，沒有得到與白人移民相持平的尊重和機遇。 於是，漸漸出現了很多華人移民和原住民的跨種族婚姻，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如今會湧現出很多擁有兩個文化背景的藝術家。 華裔原住民藝術家講述著澳大利亞原住民與中國文化的淵源；華裔原住民長老亦表示自己一直為自己的華裔身份感到驕傲；她是一個來自約翰·羅的大家庭，他們沒有一個人否認過自己身上流淌的華人血脈。
很多人都知道澳大利亞在2000年舉辦的悉尼奧運會，開幕儀式點燃聖火的澳大利亞運動員正是澳大利亞體育界的傳奇Kathy Freeman，她也是一名華裔原住民田徑運動員，擁有八分之一華裔血統。 在2000年奧運會，她贏得女子400米田徑冠軍，成為首位摘得奧運金牌的澳大利亞原住民。
自19世紀以來，華人與原住民便帶著不為人知的故事並肩同行；當時的生活是殘酷的，對他們來說，不斷地對美好生活憧憬是他們辛勞工作的付出代價，這是一個永恆的勞工故事，亦是澳大利亞華人與原住民之間的歷史交集區域，和澳大利亞原住民 150年前建立的深遠淵源，也是兩個古老文化社區共同擁有的牢固文化紐帶。
林思允 Suellyn Lin 特稿
Chair Multicultural Alliance Australia
澳洲多元文化聯合議會
